报道全球大流行病：记者面临的挑战 | 编译

截至4月22日18时，新冠肺炎世界累计确诊病例数超过257万。此前的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宣布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大流行”（pandemic）。

疫情的大流行冲击了全世界的各个社会群体，记者会在这场危机中面临怎样的挑战？亟待思考哪些层面的话题？4月7日，德国传播学学者Florian Meißner在European Journlism Observatory（欧洲新闻业观察台）网站刊发了《报道全球大流行病：记者面临的挑战》一文，RUC新闻坊将之编译如下，以飨读者。

编译正文

Jeffrey C. Alexander在2004年一份有关文化创伤的研究中指出，灾难有能力动摇社会根基，并在集体意识上留下深刻印记。新冠病毒大流行便对全世界的各社会群体造成了这样的冲击。

新冠疫情等现象对新闻记者的影响是深刻的。它对集体意识施加的影响彻底改变了危机报道的一般模式。Alexander Görke在2008年分析媒体如何报道灾难时指出，“普通”灾害往往采用戏剧性的叙事方式夺取所有人的注意力，并在一段时间内完全主导议程，直到人们兴趣消退，新闻周期才逐渐恢复到原来的模式。然而，就新冠肺炎疫情而言，其灾难性质在一段时间后才得以完全展现，直到那时它才开始主导新闻议程，并排除了所有其他话题。

Ortwin Renn等人2007年一项关于社会如何应对风险的研究中指出，在这种情况下，记者需要面对一系列的挑战，例如:

• 全面、准确地报道危机的演变并提供指导

• 在不引起恐慌的情况下提供公共卫生风险信息

• 针对大众的无知，普及科学知识

• 使人们了解必要的保护措施并调整行为

• 在危机时刻保证其监督职能

未来几年，全球媒体应对这些挑战的方式，以及表现的好坏，都将受到密切关注。同时社交网络、搜索引擎和通讯服务等其它关键参与者的作用也将受到审视。本文在此仅列举出四个与流行病报道相关、亟待思考的重要方面。

1、全球视角

我们所面临的危机不断增加，且不局限于单一地域，全球许多地区都会被波及，包括大规模的人道主义危机、气候危机以及现在的新冠病毒大流行。

Susanne Fengler和Marcus Kreutler在2020年对媒体报道难民危机的研究中观察到，在过去，媒体对国际危机的报道通常被国家立场影响。然而，面对新冠病毒危机，我们已经看到了跨国报道的趋势。例如，德语媒体报道了其他国家应对疫情的不同方法，并着重突出了国际合作的案例。但在另一方面，部分德国媒体对中国民众表现出明显缺乏同理心，甚至给Covid-19贴上“中国制造”标签。

2、“冷”与“热”情绪

Mervi Pantti等人在2012年出版的《灾难与媒体》(Disasters and the Media)一书中指出：

“……当媒体报道遥远的灾难时，会表现出情绪更负面且‘更强烈’（hotter/stronger）的情绪，而报道与自身相关的灾难时，则会带有更多积极和冷静的情绪。”

在报道新冠病毒疫情的过程中，相比在报道他国危机时采取的耸人听闻的方式，德国媒体对国内形势的报道总体上更加真实，语气更加冷静。一些媒体在报道疫情时被指责为制造恐慌，当然，其中的确存在这样的情况。然而，一些评论员在指责其他媒体制造恐慌的同时，自己却被批评为对事态严重性轻描淡写。

还有一些批评认为，部分媒体（尤其是公共广播公司）一直在传播官方发布的信息，却没有对政府实行的措施进行足够严格的审视和监督。人们常常会注意到，在国内危机期间，媒体报道呈现出较弱的批判性，更不愿意去质疑应对危机的政策，而是呼吁全国统一和团结。在目前情况下，媒体在强调官方提倡的物理隔离法以应对疫情的同时，也应当保持批判的立场。

3、“减灾监督员”

媒介伦理学学者Lee Wilkins在2016年发表的文章《肯定的责任：灾难报道中要求的机构能力与个人能力》（Affirmative Duties：The Institutional and Individual Capabilities Required in Disaster Coverage）中谈到，记者进行灾难报道时应该尽到“减灾监督员”（mitigation watchdog）的责任。

“记者们在保持客观、追求事实，关注灾难中‘发生了什么’以及如何应对的同时，还要尽到一项积极的责任——保护人们的生命。”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语境下，这项责任意味着记者们需要向大众警示公共卫生威胁，从而以直接或间接的形式，呼吁每个个体承担起责任。

同时，记者们还应就那些为了缓解疫情对社会损害而采取的措施是否有效进行批判性地讨论。在实践过程中，记者应明确社会中的不同利益群体（如青年人与老年人、健康与经济等）的需求，避免产生利益冲突。

4、“信息瘟疫”的威胁

自新冠疫情开始，无根据的谣言及包括阴谋论在内的虚假信息，在数字平台上和通信服务中的传播更加快速。本就因传播阴谋论而出名的网站搭上了新冠肺炎的顺风车，没有收集更多来自公共卫生机构的可靠信源，却获得了公众更多的线上参与。

提供网站可信度评级的公司NewsGuard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发布有关新冠病毒的虚假甚至危险信息的网站数量有大幅增长。在社交网络上，之前被NewsGuard认定为发布新冠病毒虚假信息的德语网站收到的互动量几乎是世界卫生组织和德国联邦卫生部的100倍。

为应对新冠疫情危机，大型科技公司确实看起来在付出更多努力来遏制虚假信息在其平台上的扩散。但是，仍有必要诉诸于更严格的审查来监督各平台在这方面取得的进展。

Florian Meißner

德国海涅大学媒体和传播研究系博士后；

欧洲传播研究与教育协会（ECREA）危机传播部门副主席；

NewsGuard Europe德国版顾问编辑

参考文献

Alexander, J. C. (2004). Toward a Theory of Cultural Trauma. In J. C. Alexander, R. Eyerman, B. Giesen, N. J. Smelser & P. Sztompka (Hrsg.), Cultural trauma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S. 1-30). Berkeley, Calif. [u.a.]: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Fengler, S. & Kreutler, M (2020). Wie berichten Medien über Migration und Flucht? [How Does Media Report on Migration and Refugees?] European Journalism Observatory.

Görke, A. (2008). Medien-Katastrophen – ein Beitrag zur journalistischen Krisenkommunikation 

[Media Catastrophes—a Contribution to Journalistic Crisis Communication]. In T. Glade & C. Felgentreff (Hrsg.), Naturrisiken und Sozialkatastrophen (S. 121-130). Berlin: Spektrum Akademischer Verlag.

Meissner, F. (2019). Kulturen der Katastrophenberichterstattung. Eine Interviewstudie zur Fukushima-Krise in deutschen und japanischen Medien [Cultures of Disaster Reporting. An Interview Study on the Fukushima Crisis in German and Japanese Media]. Wiesbaden: Springer VS.

Pantti, M., Wahl-Jorgensen, K. & Cottle, S. (2012). Disasters and the Media. New York: Peter Lang.

Renn, O., Schweizer, J., Dreyer, M. & Klinke, A. (2007). Risiko. Über den gesellschaftlichen Umgang mit Unsicherheit [Risk. How Society Deals with Uncertainty]. München: oekom.

Wilkins, L. (2016). Affirmative Duties. The Institutional and Individual Capabilities Required in Disaster Coverage. Journalism Studies, 17 (2), 216-230.

本期编辑：姚思妤 牛艺霖 高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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